现代婚姻以人的自然属性为基础，以契约为维系方式，不具有神圣意义和宗教性质。

"儒生"与"文吏"的交替互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51]）可见胡瑗的弟子入仕之多已改变了官场的成分结构。

[79] 《伊川先生年谱》《朱子全书》（25），页4564。神宗俯身拱手曰：'当为卿戒之。朱熹的意见是："然而戎虏凭陵，包藏不测，中外之议，咸谓国威未振、边备未饬、仓廪未充、士卒未练，一旦缓急，何以为计？臣独以为今日之忧非此之谓，所可忧者，乃大于此，而恨议者未及之也。朱熹就按照不同层次的需求，撰有《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王朝礼》等，分别对应于"家庭之礼""地方之礼""帝国之礼"等等不同层次。但官僚士大夫都遵守着家产均分的原则，官僚死后诸子均分财产的结果，使得后世只能维系小规模的家庭集团，在此规模下产生优秀科举人材的概率相对要低得多。

《大学衍义》撰写的目的是提升宋理宗的道德境界，《大学衍义补》则注重人君人臣应具备政府功能运作方面的知识和修养，强调事功层面的重要表明儒学的功用在明代更多地开始与具体的政府事业衔接了起来。2.3 "文化"还是"种族"：唐宋转型的又一层意义： 关于"文化"与"种族"的关系问题，陈寅恪先生在论述唐代政治史时曾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寅恪先生认为唐代的李氏家族登基后其实血缘成分是个汉胡相杂的集团，只不过这个集团内部并不以血缘作为相互区分的标准，而是以"文化"作为区别身份的尺度。在《春秋董氏学》中，康有为称： 三世为孔子非常大义，托之《春秋》以明之。

康又称，戊戌政变前他从北京到天津、烟台至上海，一路上多次逢救。他的著述中最接近西方的，是《实法公理全书》，谈的是人的权利与民主制度，然其根据也不是西方思想与制度，而是西方数学中的几何公理。俟吾党俱有成就之后，乃始出而传教，是亦一道也。康的志向不仅仅是救中国，而在于地球。

我仔细查看《春秋董氏学》，与大同三世说相关的内容，仅仅找到五条。他那指责现实的笔法——各私其国耽耽相视——暗地里却描绘着那个无总统、无国家、无战争、无私产的天下为公不独亲其亲的未来画面，真正的大同是世界性、全球性的。

匪一隅之偏局，实万国之同风。当年在北大时，对北大的景物关注度不够。康在《大同书》绪言中，也有相同的说法：吾地二十六周于日有余矣。他在康门中的地位不高，但在《知新报》的金主、澳门赌商何连旺家中授馆课其子。

南海先生穷思极虑，渊渊入微以思之，其条理极详，至纤至悉，大约西人今日所行者十之一二，未行者十之八九。而有为始终谓当以小康之义救今世，对于政治问题、对于社会道德问题，皆以维持旧状为职志……启超屡请印布其《大同书》，久不许，卒乃印诸《不忍杂志》中，仅三之一，杂志停版，竟不继印。故今日亦先从强中国下手而已。两者之间的联接性是比较明显的，而两者之间的最大差别在于：康不再宣称该学说由孔子原创，藏于经、传、史等典籍之中，是他通过微言而发现的大义。

《春秋》张三世之义也。学道爱人，足为一世，生本无涯，道终未济…… 我以前每读至此，总觉得康在造作。

惟欲作教主，则未免想入非非。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

梁的这一封信，是戊戌政变后从康有为家中抄出来的。康门其它弟子的言说 和梁鼎芬的评论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还谈到：其弟子最初得读此书者，惟陈千秋、梁启超，读则大乐，锐意欲宣传其一部分。康门弟子中，他在《知新报》发表的文章最多。如果仅仅用新学伪经说孔子改制说去解释当时的康有为，那么，他只是一个比廖平更极端的学者，不会那么热衷于政治活动：不会去自办万木草堂，不会去自办各类报刊，如《强学报》《时务报》《知新报》，不会到广西去讲学，也没有必要去办强学会、圣学会、保国会之类的政治性组织，更没有必要再三再四地给光绪帝上书。然言大同者固不能不言义，言小康者固不能不言仁。其第三条称： 康有为之教，尤有邪淫奇谬、不可思议者，其宗旨以大同二字为主（其徒所设之局、所立之学，皆以大同为名），创为化三界之说：一化各国之界。

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韩先生因汝问大同条理，而以本诸身，征诸庶民答者，正明以义辅仁之旨。

由于阅读时的立场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从梁的许多著述中都看到了大同三世说，尤其是《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和《湖南时务学堂初集》。必有宋学义理之体，而讲西学政艺之用，这是我看到的最早的中体西用的说法，不仅早于孙家鼐（见其奏折，1897），更早于张之洞（《劝学篇》，1898）。

如果从更宽泛的角度来看，上面说的两个问题，实际是一个问题：康有为是如何用特殊的中学知识（新学伪经孔子改制）与有限的西学知识来推动中国的改革？如果再深入一步，又可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康有为作为一名晚近的进士，其官位仅是工部候补主事，在京城地面中尽管大声说话，也无人听得见。以孔子改制讲大同三世，这里面的意思，若不加解释，不易察觉。

兼弱攻昧，而强有力者尊于上。其徒党有能推衍其说者，则许为通天人之故，闻者齿冷。以此为教，不特为神人所怒，且将为魔鬼所笑矣。泰西各国对此学说亦有所体会，亦有所施行。

然则，圣人之意一层，犹待今日学者推补之。那么，戊戌变法的性质究竟是什么？我想以可靠的档案与文献为基础，重新梳理一遍，得出新的结论来。

巴力门立，而小民之权重。大义多属小康，微言多属太平。

故仆课门人，以身心义理为先，待其将成学，然后许其读西书也。度支之额，半充养兵，举国之民，悉隶行伍。

黄帝之子孙，散居于中土。故仆以为必有宋学义理之体，而讲西学政艺之用，然后收其用也。1897年，他写信给老师谭献的信中称：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富国学之书，大约是指《富国策》，与《佐治刍言》皆是西方政治经济学著作。

康引纬书言黑帝降精，否认孔子的人间生父，有意模仿基督教的圣诞说。这也是汤志钧教授推翻1884年说的主要证据。

正是在梁的著述中，我看到了光明——康有为在戊戌时期的大同三世说。也就是说，除了《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中十一条内容外，我找不到更多的1898年9月之前的材料，来说明戊戌时康的大同三世说。

离开北大后回北大讲戊戌，感觉上是有点奇特，当然也只是巧合而已。梁鼎芬的说法也是相当肯定。